獅子、船廠與太陽：新加坡孟加拉移工的五個夢想

 

獅子、船廠與太陽：新加坡孟加拉移工的五個夢想

文：林正尉

     「今天必須回頭問自己：我們已經真誠準備好去幫助我們移民工的兄弟姊妹了嗎？」2015年12月13日晚的文學獎典禮上，《孟加拉之聲》（“Banglar Kantha”，以下簡稱《孟聲》）總編輯穆赫辛（Mohsin Malhar）以母語表揚在新加坡勞動的孟加拉人的團結與辛勞。其次他以英文表示：移民工文學與一般文學不同。前者是能激勵移民工進行文化創造的平臺，而這些文學作品是從移民工生活處境中提煉而出，有被「打磨成寶石」的潛力。

    該年度比賽，共有孟加拉語、印尼文、他加洛、淡米爾（Tamil）語、中文和旁遮普（Punjabi）的74名移民工參與，其中女性占了總參賽人口的65%，相較於前年參賽者46名，人數和比賽規模明顯提升。

   《孟聲》部落格首頁表示，東南亞有著近五十萬名孟加拉移工，預估在新加坡就有12萬人。這份報刊的誕生是為了讓孟加拉移民工發聲，讓他們勇於說出夢想和需求，並提供讓他們發表創意的聯繫方式。

     新加坡移民工文學競賽自2008年開始籌畫，原本僅是給孟加拉社群參與的活動。但自2011年以來，《孟聲》持續策劃移民工文學的相關活動，並在2014年獲得新加坡廣大民眾注目。2014年，14位入圍至最後的參賽者朗誦他們的文章與詩歌，他們吟唱著從母國家庭的分離、身心靈的犧牲、焦慮或期待更好的生活的種種文字，這些心聲都反映了任何一位移民工都有的共通心境。

一、Dibashram：夢想誕生地

    2016年4月底，我前往新加坡參與一場亞洲劇場研討會。不過，此行的主要目的，便是拜訪Mohsin先生。Mohsin是本文的核心主角之一。是他對孟加拉移工的愛、熱情與行動力，召喚我心目中的天真念頭：我應該親自帶著《四方報》與他聊聊，讓兩報構築國際族裔報紙聯盟的第一步。然而，此構想在去年底萌芽，但在四月初與《四方報》停刊一同畫下暫時性終止。

   《孟聲》辦公室座落於花拉公園附近的洛威爾路﹙Rowell Road﹚，一間露天轉角的印度食肆的二樓。《孟聲》辦公室不見媒體的高傲，相當親近移工民眾：它與印度移工居所同在，使用同一套衛浴，踩著同一層木板。

    除了一個高過成人的櫃子置放《孟加拉之聲》與他那位居角落的總編輯桌外，接近十坪的其餘空間成了孟加拉移工可以朗誦詩歌、繪畫、使用電腦、肢體課程、劇場展演、玩奏樂器、討論創作、飲食、宗教禱告和圖書室等豐富功能的“Dibashram”。自2011年8月起，Dibashram為新加坡的南亞移工開了道門，除了讓移工滿足文化上的欲求，它亦讓某些缺乏居住、失去薪水、等待工傷補償金的同胞們，有個暫時安居之處。

    「夢想的誕生地」（Birth of Dream），人們是這麼稱呼它的。

二、夢想與現實間的對抗

    濃郁大眉、眼神深邃的Mohsin燃起濃菸，眉頭深鎖的為我添了保險櫃的烈酒。他仔細聆聽《四方報》在臺灣的歷史任務以及東南亞移工狀況，若有所思，不時凝視著窗外熙攘的移民街區與電腦視窗。

    他必須連同移工的諸多夢想與現實對抗。《孟聲》有兩處辦公室：孟加拉達卡（Dhaka）辦公室員工負責母國報導新聞，在新加坡辦公室協助的移工負責詩作投稿、文化活動與相關展演。在每個月固定4000份印刷量（Mohsin說高峰時期可到6000份）的壓力下，報務即要花費超過5000元新幣，而要支持Dibashram的空間營運及水電，每月也要額外消耗近3000元。問及Mohsin在國際上是否認識其他志同道合的族裔媒體夥伴們，他搖頭坦言：「在廣告費下滑與資金壓力下，我很難再聘請其他員工或記者，更遑論做其他事了。」

    新加坡國土宛若一枚菱形的鑽石。各國人們由東側的樟宜機場上岸，南方是璀璨酒店與觀光勝地相互擁簇的聖淘沙，北角是通往馬來西亞新山的繁忙海關，但西側呢？總是乏人問津。

    每日，孟加拉移工在西部沿岸的造船廠辛勤勞動。每月出刊時，新加坡的孟國移工會協助裝訂和運送到工廠內。這成了移工們另一道微型產業鏈，即便Mohsin說報紙銷售仍以「公益」為主。而當我們進行某個話題時，一旁始終背對著Mohsin和我的年輕移工席米﹙Zimy﹚此刻停下編輯事務，向我握了手。

三、記憶與紀錄：青年移工攝影師Zimy之夢

    Mohsin問道：「臺灣有孟加拉移工嗎？」沒聽說，我解釋《四方報》並未服務在臺的南亞讀者。「我相信會有，或許是在90年代左右，只是你可能不知道罷了。」此話題立即引起Zimy的高度興趣，他起身點了根菸，與我展開對話。

    青年移工Zimy年約二十初，曾在電視媒體業工作，愛好攝影與影像。他告訴我：他將在兩天後的「五一孟加拉國際團結日」舉辦一場為時六小時的行動攝影展，以此告訴更多（新加坡）人關於西側造船廠的故事。

    Zimy深愛紀錄片。他問了我臺灣的紀錄片發展狀況，及是否也有移工從事相關影像工作？原來，Zimy的夢想是在國外存到足夠的錢後，繼續累積工作資歷，進而進修紀錄片的碩士學程。

   下一站，他可能前往日本工作。「不過，如果有機會，我希望能在臺灣尋找移工素材拍攝。」Zimy堅信，這些勞動者身影都應該被平等記錄。「我們在此已有能力自己做紀錄片、自己剪輯，但我們缺乏媒體來協助播映。若在臺灣去追尋過往可能出現的孟加拉移工故事，或是紀錄目前在臺的移工故事，並在臺灣的電視媒體發表，是可能的嗎？」

    我給他肯定句，並表示這亦是臺灣目前欠乏的歷史視野。

四、2元的距離：週末加班的集體夢想

    新加坡是無以數計的跨國移工的熱門目標。強盛的經濟實力和逃離母國的政治及貧窮的內在壓迫，雙雙織構了他們夢想打造更富裕生活的驅力。為了圓夢，人們面對的是高額仲介費與職業訓練金，孟加拉年輕人必須向家庭和親戚借貸珠寶、飾品，而來到國外後，經常離他們原初夢想越來越遠—不僅僅是物理的、空間的，更是心靈上的。

   Zimy攝影展的副標題為「Exhibition at a glance」。這場行動性十足的展覽透訴著短暫展出時間(六個小時)、拍攝者以手機私密的迅速紀錄和不被注視的船塢場景，且以電影分格方式，讓觀者近距離閱讀移工一日生活。

     當地一座船廠往往聘僱超過五千名移工，大型的往往超過萬人。每天五點伊始，帶有威嚇意涵的安全宣導如同鬧鐘。我們可從Zimy攝影中看到：移工在中午僅有45分鐘午休時間，然而若從船身走到真正用餐地點、加上簡單盥洗，你將僅剩半小時不到的吃飯時間。更重要的，移工並沒有自己的廚房，於是「吃」成了該妥善處理的分工事務。中午時刻，移工們壅塞在船體下的酷熱地板；特定時間可集體拜功。

   「那休假呢﹖」Zimy回答，你固然可在地鐵站附近或公園空地看到大伙休閒身影，平均日薪所得是16到21元；「不過，許多人會選擇加班。畢竟加班一小時可多增2元新幣。」

五、五月一日節慶：Dibashram的國際勞工團結日

    勞動節。小印度街區牆面高掛相關慶祝告示，有的是提供餐食供勞工免費取用。公園周遭被妝點成一天性的露天餐會，此過程彰顯外籍勞工的弱勢。

    Dibashram的孟國移工不這麼慶祝勞動節。他們已有數年舉辦朗誦詩歌、舉行自己節慶的「傳統」。難能可貴的是，Dibashram將勞動節、「國際勞工團結日」﹙International Workers’ Solidarity Day﹚結合「2016國際勞工紀念日」（International Workers’ Memorial Day Celebration 2016）等核心精神，由移工組成策展團隊、擔任司儀，策動十餘人詩歌朗讀、移工劇場表演、移工詩集與光碟出版發表會、時裝走秀與Zimy攝影個展等項目。

    持禱告手勢的Mohsin慎重地為今天活動揭開序幕。他以孟語介紹了團結日精神、友善贊助者，也歡迎來自臺灣為移民工奮鬥的《四方報》（此時他向大家正確宣讀出《四方報》所有的東南亞語言）與印度當代雕塑家巴曼（Rathin Barman ）共襄盛舉。在新加坡詩人魏俐瑞（Gwee Li Sui）等人協助下，幾位孟加拉移工由歷來文學競賽與工作坊漸漸累積、強化其作，進而出版成冊、或進入新加坡當代文學選集，並在今日舉行新書、朗誦發表會等，再再強化移工的主體性與創造力。

    移工詩人烏丁（Muhammad Sharif Udin）知道我不識孟加拉文，他自信地翻開魏俐瑞主編的新書《Written Country: The History of Singapore through Literature》，向我分享詩作被譯成英文的喜悅，邀我一起閱讀。這首詩是由孟國移工真誠看待「小印尼暴動」﹙Little India Riot﹚傳遞出的底層呼喚。Udin在詩作最後道出罹難者Velu的心聲，而這樣的聲音不會在新加坡主流媒體上被闡述：

     Velu’s dreams was killed in an instant/

     And History’s spade will hardly unearth it./

     Velu only lives now in a worker’s heart/

     And speaks silently for a thousand years./

    圍繞成圈的孟語詩人們各自低喃手機裏的詩。聆聽過程中，我心中不停想像著他們在船廠宿舍將寶貴休息時間挪出，並就工作坊練出的「正式」書寫方式，表達他們對勞動者的關懷及對母國的效忠；身形魁梧的湯斐爾﹙Zahirul Islam Tanvir﹚在旁穿戴紅、綠的頭巾如革命鬥士，手持陽光與綠地的孟加拉國旗。他們準備著一組愛國舞蹈。這兒的表演者，有幾位在母國已是劇場導演或演員（如Alam），以至於他們能以專業的表演技巧、自寫、自導、自演的方式描繪新加坡的生活。

     展演精巧，沒有任何時刻是虛耗的。移工們善盡時間與空間排演自己作品—玄關、樓梯或總編輯桌附近，時時刻刻都有事情發生，並不僅是朗誦詩會罷了。畢竟，移工的時間不被允許充裕，以至於他們練就出有效且意義深遠的自我生產模式。

六、移工詩人的夢想

    晚近八點半，「國際勞工團結日」即將結束，人們漸次離開。尚未下樓的年輕移工詩人收拾場地後，繼續彈起吉他。有的在詩集簽名、相互交換，也有幾位研論如何修改詩中的文氣，或以麥克風朗誦刊登報紙上的作品。

    Mohsin為我和巴曼倒點酒。他問了一個令我不及接應的震懾問題：「我需要誠實的批評。就一個外來者而言，你認為我還可以做什麼？我有點不知道了，但我還想瞭解未來還有什麼可能性？」即便我知道Mohsin在學生時代就開始關注移工和文化活動，但不甚明白此話背後用意。

    歌唱響亮到讓我並未聽懂他的意思。我察覺他略感失望。恐怕他覺得我的話僅是客套奉承，抑或無實質幫助。不過，對我而言，面對新加坡高度經濟壓力，Mohsin同時進行獨立媒體與文化活動，就足使人萌生無以計量的崇敬了。

    他站起身，大聲與那些還未離開的移工宣布：歡樂過後，一起辦個嚴肅的討論會。我和巴曼席地而坐，向移工們進行簡短自我介紹。我開頭便問：「是什麼原因讓你們選擇藝術？是什麼動力讓你們共同持續創作？」

     「就如你在小印度看到的那樣：有人喜歡在休假時間坐在公園打牌，有人喜歡足球或逛街，」稍早向我翻譯大家的詩作內容的移工馬哈布首先回應，「我們興趣就是寫作，如此簡單。」事實上，馬哈布肯定我的提問—究竟「共同參與」（collaboration）對他們而言意味著什麼？他斬釘截鐵地說，「個人出版（individual publishing）力量有限，而你想想，倘若移工們一起發表、出版呢？」

    移工詩人夏里夫（Sharif）接續馬哈布的話，向我們訴說他的故事。在孟加拉，出版業是他家族父執輩的重要事業，但因某些原因下，Sharif必須離開這項他喜愛的工作，離開母國，也離開寫作。來到新加坡後，他漸知道《孟聲》提供平臺讓勞動者們發表創作，遂隻身來到《孟聲》辦公室與Mohsin會面。從此，Mohsin邀請他參與詩作工作坊與討論會。

    Sharif娓娓道出心聲：「當時，我並不認識這麼多人，寫作陪伴我孤獨一個人在新加坡活下去的力量。寫作讓我想知道：當我成為一個在異國勞動的移工身分後，和過去（在孟加拉）生活有何不同？」

    馬哈布接著說，「如果你想辦移工節慶，我只有一個簡單的意見：給他們玩的空間就好。《孟加拉之聲》和Dibashram吸引我們持續來的原因便在於：它們讓移工參與其中，又能感到開心（make them happy to participate）。」

    在我和巴曼準備離開時，Zimy跑來向我們道別。

    「十點多了，你要回工廠宿舍嗎？」

     「我今晚不回去。工廠太遠。這裏可以使我專心、冷靜，我需要思考後續的拍攝題材，你懂得。」

    「我會記得你的夢想。」我說；巴曼語重心長地對他說：「歷史、政治和宗教讓我們彼此分隔了。藝術沒有邊界。該是以文化的力量讓彼此化除隔閡。」

    我依稀記得Zimy微笑送我倆離開；也猶記Mohsin並未和我繼續討論他的困惑。在團結日後，他在媒體宣布Dibashram因經費問題可能劃下句點。幸好，透過快速的眾人集資，暫時持平了Dibashram的營運費。然而，Mohsin的夢想是什麼？在新加坡的12萬至15萬名孟國移工，他們的集體夢想又是什麼？

    無論答案為何，現在才是個開始。